第二，法制是指法律的制定和法律具体制度;法治是治国理论和治国方略以及治国原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治高于法制。
这一点连社会危害性认识必要说论者自己也是承认的。(三)违法性认识之实践判断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针对违法性认识不要说论者提出的违法性认识存在与否认定困难，因此存在影响社会保护效果的风险这一质疑，违法性认识必要说论者试图通过给出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的实践判断标准或者原则来予以化解。
由此可以说，贯彻责任主义理念是违法性认识问题讨论的源头。对此无疑会存在两种选择：私权优先或公益优先。参见New York Court of Appeals,69 N.Y.2d 382.507 N.E.2d 1068(1987). ⑩Sanford H.Kadish,Stephen J.Schulhofer,Caral S.Steiker,Criminal Law and Its Prosesses(Eighth Edition),New York:Aspen,2007,p.269-270. (11)参见劳东燕：《责任主义与违法性认识问题》，《中国法学》2008年第3期，第159页。(13) (二)居于刑法关切背后的公益与私权 责任主义与维护社会秩序的关切各自可以被进一步解读为私权与公益(公权力)。在行为人不具有违法性认识的情况下施加刑事制裁，实际上就是对行为人事先算计能力的剥夺。
如劳东燕指出，违法性认识问题所折射出来的，是责任主义与实现刑法规制之间的微妙平衡问题。(18)违法性认识必要说论者经常这样做出结论：由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违法性无认识，也就缺乏构成犯罪故意的明知要素，不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列宁说：在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社会中，敌对阶级之间的斗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势必变成政治斗争。
1997年，中国共产党召开十五大，迎来了依法治国确立的伟大时刻。二、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法学阐明的基本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参加社会实践、进行科学研究中，通过大量事实，发现了阶级利益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形成了法的阶级性和阶级利益的法律价值观。共和国的执政官有两个，享有最高行政权。雅典的公民大约有15万人(包括家庭成员)左右，而在公民中真正享有公民权利的，实际上只是那些成年男子，估计为3-4万人，约占雅典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他们才有资格成为制定法律的主体。
过去的法学理论，曾将法看作是神的意志，或是所谓正义、理性等等的体现，甚至视为民族精神，这些理论都否认了法的阶级性和统治阶级的意志。罗马共和制度主要由最高行政权力(执政官)、元老院和人民大会三个部分组成。
因此，这个总目标就是两个建设。议会承担着立法的主体职责。《周礼·秋官·士师》说：一曰誓，用之于军旅，指的是军事行动之前把将、士集中起来，发布军事命令或宣布军事纪律，可见誓是一种军法，《尚书》中的《甘誓》、《汤誓》、《泰誓》、《牧誓》等篇即是。党只有由先进分子所组成，才能做到这一点。
综上可知，由于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的基本观点主张，法是具有阶级性的，法是统治阶级共同利益和共同意志表现，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在推翻统治阶级并取而代之后，需要体现自己阶级利益和共同意志的法律体系。其立法权属于议会，行政权属于政府，司法权属于法院。但在古希腊，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民，奴隶和外邦人被排斥在公民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总道路，总道路是一条宽广的大路，可以分为好几条道路，犹如高速路上并行着多条车道。
不论是统一六国之前还是之后的秦统治者，无不奉行以法为本的指导思想，不遗余力地进行封建法制建设。自1921年成立后，党领导了长达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④]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96页。执政官掌有军政大权，他可以召集人民大会，向元老院提名驻外使节，提出法案并执行法案，指挥军队，赏罚官员等;人民大会具有立法权、决定战争与和平的权力等;元老院具有决定内外政策、审查和批准法案、管理国家财政、控制国家预算、支配国家财产、管理外交和占领区事务、领导公职人员选举、监督执政官行动、确定执政官职责以及影响执政官对继承人的挑选等权力。
来源：《南海学刊》2015年第2期。3. 古罗马的立法和批准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 古罗马实行了400多年的共和制，这是一套系统的、独创性的国家制度。党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和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的口号。5. 资本主义时代开创了议会立法制度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通过发动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封建统治和封建制度，形成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国家制度。最后，共产党能够成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最得力的工具，是因为它自身具有一系列独特鲜明的政治特征。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
[⑦]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能够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现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而其中的不成文法，就源自古代氏族时期大量的习俗传统、通行惯例。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还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即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的五大体系。
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实施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尤其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里，中国已制定了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总数量达到9500多件。
第二次变法，一是颁行废除井田制、确立封建土地所有制方面的法律、法令;二是全面推行郡县制的行政区划制度。首先，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成熟的表现，即从自在阶级进入自为阶级。两大法系都没有党参与、主导或领导法律制定的情况。法制是法治的一部分，用来指具体的法律制度和法律条文。
这三种权力机构虽然有所分工，但又相互制约，如执政官提出法案，由人民大会通过，人民大会是立法主体，但又需经元老院审查批准;执政官权力虽大，但他本身却由人民大会选举;元老院权力本身也受到人民大会的立法限制;人民大会的活动不仅受执政官控制，也受元老院审查、批准法律的限制，而且元老院还可通过决定税收、诉讼裁判等途径对人民大会及其成员进行制裁等等。1927年后，随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与扩大，建立工农民主共和国，制定宪法，便成了党中央和各根据地政权的共同要求，制定宪法是肯定工农兵已经争得的权利的需要。
鉴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制定宪法和其他众多的国家法律的事实已为大家耳熟能详，这里不作赘述，只需说明，到2010年底时，中国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统领，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法治还是一种文化、精神、理念、信仰。
《尚书·序》说：吕命，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各根据地政府颁布的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以及为进行民主选举而发布的大量指示和决定，也都包含有选举法的内容。
《左传·昭公六年》关于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的记载，可以说是夏商周三代适应奴隶制统治需要而制定法律的反映。执政官由人民大会(原意为一百个部落的委员会，故又称百人团或部落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一年。首先，党领导制定了《宪法》。在中国则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不是西方多党制下所产生和存在的政党。
进入 许耀桐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党领导 依法治国 。[⑨]检视我国30多年依法治国的发展历程，主要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十七大报告更强调指出，要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议会在行使立法权时，为保证立法严肃慎重和议会中少数派的权利，须遵循法定的程序，即立法程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就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思想。